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”金银纪念币正面图案，作为中国现代贵金属币正面图案，作为只有国号、国徽、年号三大常规元素的正面图案，或长方形币制（胡福庆设计），或圆形币制（常欢设计），在设计上有非常亮眼的突破。而核心就是它的非主流底面。类似题材，类似元素，底面通常都以镜面工艺简单处理。而设计师在构想之初，就决定反其道而行之：以繁杂的牡丹花瓣造型，满满实实铺于底面，再以喷砂工艺造成一种厚实的氛围。而数字“50”构成的国徽，以及国名、年号，又采用反喷砂工艺，使它们鲜明而强烈地凸显于币面之上。其整体效果纷繁但不杂乱，不仅井然有序，而且主次分明。

   “50”与“国徽”的巧妙糅合，也是一个大胆的创新。代表半个世纪的“50”，是主题的简略概括，是主题的高度提升，也是主题的经典凝练。但它毕竟只是一个数字，无法给人更多联想。但设计师却突发奇想，将它异变为国徽的外环。位置稍稍有些偏移，挪动的距离正好将一大四小五星置于其中。排列如风驰电掣的动力火车，阳光、朝气、鲜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飞速行驶在大时代的铁道线上。厚重的题材，厚重的含义，通过“50”的艺术变形，同样厚重地表述了出来。

   不仅仅如此，数字“50”还另外生变出“工”与“农”的色彩。“工”是“5”变形演绎的斧头，“农”是“5”与“0”各半衍变而成的镰刀，两者交织在一起，又形象地租后成中国共产党的党徽。党徽在此处别有一番深意，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之下，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才在短短半个世纪之中，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。此时再看数字“50”后缀的“0”，看“0”右半变异而生的丰满麦穗，虽有淡淡的“国徽”元素的影子，但更多是丰收的象征。丰收体现的是社会主义50年的巨大成就，其方方面面，均浓缩在一个个麦穗之中。

   后期浮雕制作，主要笔墨集中于底面的牡丹花纹。不仅要表现它们复杂的形态，还要把它们之间的层次关系表达明晰。底面浮雕只有浅浅一层，薄到可以忽略，但同样也要有线、点、面的相互转换与交合。长方形币制又不同于圆形币制，其中最大的变动，就是在数字“50”左右两侧各设置有一枝盛开的牡丹。牡丹呈上下叠开的三朵，由下往上，从含苞待放到完全绽放，依序为不同的状态。牡丹也同样反喷砂处理，在满铺的花瓣映衬之下，光亮艳丽，堂皇富贵，同时又深透着花好月圆的祥和与喜庆。

   如果把圆形的正面图案比作向阳盛开的向日葵花盘，那么长方形的正面图案更像是迎风招展的一面旗帜。旗帜的底色满铺的牡丹花瓣，虚虚实实，隐隐现现，是旗面迎风而动的波浪形褶皱。每一道褶皱之中，都有一段共和国50周年或艰辛或酸涩的曲折故事；每一道褶皱之中，也同样都有共和国50周年或骄傲或自豪的巨大成就。

   “开国大典”图稿是第二次出现于中国现代贵金属币币面。第一次是1989年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”金银纪念币，为20盎司圆形金币。

   油画《开国大电》创作于1953年，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画家董希文。画面描绘的是1949年10月1日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经典场景。1953年，《人民日报》在头版发表了油画《开国大典》，同年，人民美术出版社将其印成年画向全国发行。从此，油画《开国大典》家喻户晓。但接下来，政治运动一波三折，《开国大典》也进入起伏不定的磨难时期：先是奉命删除画面中的高岗，其位置以一盆鲜花替代；后又清除刘少奇，原位由董必武替代；第三次又被要求删除林伯渠，但此次，董希文巧妙周旋而过。1979年，画家阎振铎、叶武林受命，另外复制最初的版本。

   198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。油画《开国大典》成为贵金属币取材重点，包括两个品种，除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”20盎司圆形金币外，同题普通纪念币1套3枚，其中第一枚也取此为主图。但画面沿用的，却是后期被迫变动的删改本——立于天安门城楼上的包括毛泽东，一共只有7位共和国领袖。而此时，《开国大典》最初版本已经复制有10年，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国家权威货币，无论是纪念金币还是政治角度还是从历史角度，都明显不妥。此次加以纠正，带有一定“拨乱反正”的因素。

   还有一件颇有意思的事，当时在制定其中5盎司金币的发行量时，发行部门事先征询了包括香港、澳门地区在内的实际购买量，根据各地上报的实际订单确定了最后的发行量。